盐情灶趣

老舍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考而不死是为神》，乃调侃中国现代考试制度的。

不知是否有人统计我们的小孩走到成年之前要经历多少场各种名目的考试，那数字应该很惊人。但大家都安然无恙，可见都能以神自居了。

记忆中，我参加的第一场考试是少年宫小提琴班的选拔。豪门小孩穿着笔挺的背带裤或鲜艳的花裙子，头发梳得噌亮，姿态优雅地取出琴，往下巴下一搁，呜呜呀呀地拉起来，演奏完从容地向老师一鞠躬。娘哎，这简直就是一群骄傲美丽的小公鸡，再加一群骄傲美丽的花蝴蝶。与之相比，我象一颗无耻地混入其间的土豆。

轮到我了，老师问，以前学过钢琴吗？

没学过。

学过小提琴吗？

没学过。

那你学过啥？

啥都没学过。

老师叹了口气，说，那你唱个歌吧。

于是我开始唱《小草》，那时候粉流行的一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行了，别唱了。老师打断了我。小朋友，你回家玩去吧。

今天，我看到超级女生海选中被叮掉的小妞们，就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少年宫唱《小草》的自己。

但本质上我还算是个心理健康的小孩，因为马上忘记了自己在小提琴班考试中出的丑，听从家长的安排，投入到少年宫国画班的考试中。得益于从小就喜欢在墙壁上涂鸦的习惯，我凭着一只姑且看得出鸟样的小鸡，顺利通过了资格测试，并且当场被老师夸讲有花鸟画天赋，以致于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为中国花鸟画的精髓就是小鸡。

然后，我就上小学了，开始无休止地参加每一个中国孩子都不会陌生的语数外等等功课的考试。那时候只有期中期末的才叫考试，平时的都叫测验，听写测验，默写测验，速算测验，应用题测验。完后不管分数多难看，都要让家长签字——于是，艰难的时世逼得我和同学在不满十岁的幼龄就学会了伪造签名，一签一个准，直到毕业都没东窗事发。

其实，当时最害怕的还是体育考试。我在少年儿童阶段基本就是个小胖墩，50米跑十秒多已经算超水平发挥，立定跳远时就像个包子砸在地上，最要命的是爬杆测验。我至今都不明白为啥当时的小学生必须进行爬杆这种有返祖嫌疑的训练，同样想不通的是为啥我们班除了我以外人人都能像火烧屁股的猴子一样哧溜就上了杆顶。学期末，因为爬杆项目上得了鸭蛋而痛失评上市三好、坐直升飞机环游西湖的机会，我回家抱着妈妈大哭一场，并发誓以后一定要自己开着直升飞机游趟西湖（现在看来有生之年这个宏愿是无法实现了）。

中学时，我们那个学校进行了分班考试，将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并且规定优生班的后几名和差生班的前几名每学期互换，类似足球联赛升降级。应试教育的残酷在一个孩子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猛然降临，仿佛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只剩下分数这唯一的尺码。我不知道我那些呆在差生班的同学们现在如何了，但我衷心希望他们混得比我好得多得多，也算作对当时纯粹从升学率出发、不顾小孩自尊心的分班制度的嘲讽。

当然，我还是感谢高考的，因为正是1994年的高考和1997年的高考，让我和老公从两个毫无关联的城市走到了上海东北角的同一片校园里。如果他当时选择了理科，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北京，如果他当时选择了放弃读研，如果我当时选择了放弃辩论赛选拔，如果……只要这么多如果里有一个成真，那么，我们俩也许现在仍是路人。人生就是这么好玩儿，好像《蝴蝶效应》那部片子，一个微小的选择就足以改变你的一生。

大学以后，考试就显得不那么死板紧张了，但让我郁闷的是，我唯一努力拿A的那个学期，奖学金居然只有800块！想起《无悔追踪》里李丁前辈的一句话：“咱这一辈子啊，连吃屎，都没轮上个热乎的。”

七年悠哉游哉的校园时光一晃而过，迎来了毕业求职季节。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随大流，也担心过自己卖不出去，但懒惰的天性并未在这个时候有所改变，简历只投了三家单位。通用电气是最早通知我去面试的地方，面试官是罗豪才的女儿，有气质，可以往赵小兰方向发展，虽然最后她拒了我，但买卖不成仁义在，此女的仪表态度还是要赞的。然后就是我现在端饭碗的这个地方，笔试，一面，二面，面试的七八个考官成了我的同事。闲暇时聊起，干啥当初问我那样的问题，干啥当初让我做那么难的英语翻译，他妈的，请吃可爱多！遂同去楼下买冰淇淋。

最近的一次考试是古筝考级，大约是想一洗当年被少年宫老师认定为没有音乐细胞的耻辱。顶着大太阳跑到卢湾区少年宫，全是比我小20岁的祖国花朵。在等候区，一个家长让座，同时热情地和我搭讪：“你小孩儿考几级呀？”

冷汗！我讪讪回答：“不好意思，是我自己考。”该家长于是做理解状：“噢，小时候没钱学琴，圆梦来的吧？”我只能点头称是。

没想到她立刻严肃地拉过她的孩子，字字血泪地教导：“你看看人家阿姨，小时候穷，连琴都学不起，那么大年纪了才能学，你再看看你，爸爸妈妈给你创造那么好的条件，你还不刻苦，就晓得玩！”

她小孩儿倒嬉皮笑脸若无其事，我却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没想到一刻钟后，碰到一老太太，落落大方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是我的准考证，我考六级。”

牛人，活到老，考到老啊。